谷苞先生也指出，中国境内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着各自的族名，同时，56个民族又有一个共同的族名，即中华民族。

[8]参见殷洁、王雨倩：《绝对化用语广告过罚失当问题研究》，载《河北法学》2021年第1期。综上所述，所谓法定减罚情节是指《行政处罚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减轻行政处罚情节。

[50]参见李晴：《论过罚相当的判断》，载《行政法学研究》2021年第6期。畸重罚则是被质疑的对象之一。肯定说的理由在于法定情节仅是对减罚情节的强调和例举，[18]在特殊情况下准予其超越法定情节，根据事实重新提取和适用减罚情节，以保障个案正义、避免陷入僵化。[48]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教义》，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简易程序适用于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二百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

[26][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554—571、590—597页。女性是作为独立的权利主体而非男性的身份依附才获得相应的地位和待遇。

摘要:  女性权利是经由国际人权公约所确认并得到各国宪法和法律广泛吸收的重要人权。基于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权利的结构类型和具体内容也需要适应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进而将规范的变动置于现实世界动态的沟通和变动之中。人的解放来自于身份的解放，对人的保护源于对其人格的保护。因此，生育权关系着个体的基本生存和发展，其背后是人的尊严与自治。

莎妮·奥加德教授（ Shani Orgad）曾在《回归家庭：家庭、事业和难以实现的平等》一书中，勾勒出母亲形象演变的历史脉络：20世纪50、60年代，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将妇女推入厨房，使她们放弃自己的事业和梦想，成为俘虏式妻子。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三孩政策，相关保障措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社会性别盲视，对女性在生育中的特殊性别利益关注度不够。

直接的经济支持可以补偿母亲因照顾子女而造成的直接收入损失，并通过待遇机制的设计使有工作的母亲获得更高的收入，增加对女性就业的激励。特别是鼓励生育三孩的背景下，减少家务劳动对女性发展的束缚，为女性在社会领域和家庭领域发挥作用提供保障，需要更精细化的制度设计。基于根深蒂固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现实中的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21]从微观来看，生育权的重要性更多体现在生育行为对个体带来独特生命观的实现，以及伴随其中的不利益[22]。

行政机关还需要针对不同女性群体，以及某些突出问题采取具体措施和专门行动，有效促进女性最直接最现实问题的解决。保护义务的履行需要国家站在女性的立场上，采取妥当措施保护其各项权利免遭侵害。其一，在生育方面，越来越多的女性主张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和更多的生育自主权。2000年的《保护生育公约》（第183号）对生育保护问题做了规定，例如产假期间的现金和医药津贴等内容。

[27] 《世界卫生组织宪章》序言规定：享有最高可获致的健康标准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不分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经济或社会状况。综上，母亲是基于自然的血缘关系或法律拟制的抚养关系而形成的特殊身份主体。

[25] 穆光宗：《鼓励生育需要的是生育福利》，载《中国社会工作》2018年第9期，第28页。[39]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发布的一项对于25个省进行的调查显示，生育一个孩子使女性的就业几率下降约6.6％，生育第二个孩子的使女性就业率再次下降9.3％。

国际劳工组织（ILO）1990年的《夜间工作公约》（第171号）规定了保护孕妇免于夜间工作的问题，女性在生育前后的16周或者医疗诊断书要求的必要时间内，转为日间工作。要确保女性能从发展中直接受益，进而消除所有影响女性权益的障碍和所有针对女性的歧视。人权的突出特点，在于它尤其关注和凸显国家对于保障和实现人的尊严所负有的义务，这种尊严是基于人自身的地位产生的，而非针对某种社会身份或者特定的有才华和有能力的人。但是在当代家庭日益核心化，传统功能减退的情况下，社会和国家承担了更多的责任。防御权功能相对应的国家义务是不作为义务或者消极义务[52]，要求国家最大限度尊重公民权利和自由，其角色主要是尊重私人生活的安宁，厘清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的边界，让个人安然独处并对个人事务作出自主选择。[56]根据这一理念，女性不仅要在婚姻、家庭、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享有同样的权利，还要在分配和界定上述权利过程中，以及在以法律为核心的整个现代法治结构中，都必须嵌入女性视角和思维方式，使女性的个性与发展得到充分尊重，对于女性的特殊需求给予现实关照。

生育健康关系到女性的一生，无论是怀孕还是生产行为本身，都存在给女性带来身体疾病的可能性。在三孩政策实施的背景下，我国女性面临着生养抚育和职场工作的双重压力。

[11]这无疑使母亲成为女性的角色负担和身份枷锁。[54]换言之，当公民权利遭到其他私人主体侵害时，国家有义务采取积极有效的保护措施。

从摆脱家庭到发挥半边天的作用，从全职妈妈到职场母亲的演变轨迹，女性都没有摆脱照顾家庭的后顾之忧，所要承担的照料抚育任务并未减少，变成需要兼顾家庭和职场的全能妈妈，而母亲的身心感受及其权益保障所面临的困境却被忽视。[28] 参见张冬阳：《健康权的权利体系和限制——兼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载《人权》2019年第5期，第59页。

应完善该类案件中的司法审查基准，强化司法对于女性平等就业权的救济功能，畅通遭受就业歧视时的维权渠道，实现对女性劳动者的倾斜保护。人身支配关系已经消灭，取而代之的是平等、独立的身份伦理。1.生育权：是否成为母亲的自主决定 生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得从法律角度格式化处理男女两性分工模式，进而放任家庭内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实行不平等分工和义务分配，限制女性争取时间和发展必需技能以参与更广泛的公共决策。

但是，生育在身体、物质和精神方面给女性带来的麻烦、痛苦甚至是危险同样不可忽视，从某种程度上说，生育是女性的自我牺牲[24]。雇主基于性别刻板印象认为多数女性的精力会被生育和养育孩子等家庭琐事所牵扯。

在立法中明确规定禁止基于婚育的就业性别歧视，从就业歧视的定义、类型、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单位责任和受害人救济方式等方面予以明确，并设置专门的组织机构负责女性平等就业的促进工作和反就业歧视的监督工作。此外，根据传统社会权理论，社会弱者或弱势群体是社会权的最主要享有者，因为弱者仅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难以生存和发展，只能诉诸社会强者的帮助。

[23] See J L. Hill,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parent-The Claims of Biology as the Basis for Parental Rights.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1991,66(2), pp.353-420. [24] 参见费孝通：《生育制度》，群言出版社2016年版，第13-15页。社会性别平等理念强调将社会性别意识贯穿于整个社会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全过程，将性别观点纳入所有政策中，考察男性和女性面对的不同社会现实、经济背景和生活期望等，具体分析相关规定会给男性和女性带来何种不同的影响，尤其是对女性的负面影响。

[48] 参见翟国强：《宪法权利的价值根基》，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195页。当女性的生命健康、身体自由、平等就业权等受到其他家庭成员或者外部人员的侵害时，国家需要介入，为其提供保护使之免受来自第三人的侵害，并对侵害行为予以阻止或制裁，为处境困难的女性提供相应的救助等，进而保护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权利以及和谐稳定家庭关系。[9] 参见张玉洁：《立法语言失范现象及修辞选择——解构〈宪法〉中的母亲》，载《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34页。坚持这一原则，有利于实现男女平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家庭培养下一代的作用，有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发展团结和睦的婚姻家庭关系。

[40]在家务劳动尚未实现社会化的现实基础上，实现双亲育儿，改变男性在照料领域的沉默状态，肯定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保障女性享有真正平等的家庭事务决定权和管理权，具有迫切的现实必要性。3.女性的权利体系具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 基本权利并非具有固定不变的内涵，而只是一种相对确定、可以通过社会沟通和商谈改变的价值共识。

[17]还有学者认为法律给予母亲的特别保护应该包括女性在法定期间内所享有的产假权以及不能出勤期间仍然享有请领工资、津贴、医疗给付、安全工作权（例如职位调整与夜间工作问题）以及平等工作权等保障面向。为统筹三孩政策实施和女性权利保障，应引入社会性别平等理念，完善公共托育服务、家庭护理假与平等就业等制度，促进相关法律和政策的落地实施，重点关注农村地区女性和单身母亲群体等方面推进。

[42] （二）女性权利的多重特点 1.女性所享有的权利具有复合性 学者有言，现代宪法规定了两种人的形象，首先是普遍的、平等的、自由的人，其次是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一是生育行为本身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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